在近日举行的“普通高级中学和小学思想政治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会议上，记者见到了原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著名教育专家吴铎教授。老先生年逾七旬，精神矍铄，十分健谈。他概括说：“我们的共同事业——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课程建设，把我和人教社联结在一块了。”
人教社政治编辑室经历了三代人。吴铎始终与他们默契合作，坦诚相待。他认为到现在为止，完全可以说我国的思想政治课建设不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达到了最好的发展阶段。从50年代后期最初的“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到我们现在“小学思想品德课和初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在不断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前后至少有5个课程标准出台。现在人教社推出的这套课程标准和教材是效果最好的。这从其投放市场两年多来，从领导到教师到学生整个良好的社会反应就可见一斑。究其原因，不仅缘于历史上几十年的经验积累，还因它体现了当今改革开放的要求，比较切合学生实际。从课程上说，这套书既有作为学科的系统性，又密切联系学生的思想教育和实际教育，同时最漂亮的版式和装帧以及生动活泼的插图和事例，也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学习兴趣。此外，把小学和中学打通，逐步递进，使九年义务教育一贯下来，也是此书的一大特点。吴铎感慨道，政编室在长达30年的积累过程中，能做到今天这个样子，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个丰硕成果是几十年政治课建设的结晶，是当今社会各方关心和支持共同创造的。
吴铎向记者讲述了他与政编室三代人之间的三个小故事，成了此次采访中耐人寻味的动人插曲。
第一个小故事发生在1963年底，那时吴教授和其他专家正在编写第一套政治教材。当时哲学读本的主编是一位北大的知名教授，由于他写得比较深，理论性较强，结合中学实际的内容少，所以未被采纳。一套教材中缺一本书，这对人教社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时政编室主任张诚了解到，1958年江苏出过一个哲学读本，社会反响很好，于是费尽周折找到“江苏本”的执笔人——名不见经传的齐鲁，并把他接到北京，参与第一套教材的编写工作。这种礼贤下士，实事求是的态度给吴铎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时光的车轮转到了1984年。政编室第二代的带头人才晓航主任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同吴铎吃住在一起，参与《中学生思想政治课教材教法》的讨论和修改。在工作过程中，他突然想到应去拜访一下教育界前辈、华东师大老校长刘佛年老先生，并向他征求一下关于编书的意见。于是由吴铎出面安排了一次融洽的见面兼研讨会，这令《中学生思想政治课教材教法》的编委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并对该书的编撰起了很大作用。吴铎首先归功于才晓航，因为是他的虚心求教的精神才使他们获此良机。
1998年，吴铎他们编写现行的这套政治教材时，遇到了一桩新情况。因为这是要把心理素质教育引进政治课的第一套教材，是开创性的，所以难度极大。当时在编委成员中，只有政编室的单晓红是研究心理学的，所以大家都寄希望于她身上。在编撰过程中，她忍受着妊娠反应的痛苦，全心全意，毫无怨言地投入到心理学方面的把关工作中，这种忘我的敬业精神给该书的全体编委极大的触动和激励。
“第三代的年轻人觉得我这么大年纪，还和他们一起写书，很不容易。而‘小孩子’们的事迹和精神也令我由衷的佩服，我们是相互鼓舞，相互鞭策啊！”吴教授最后提出了他的最大愿望，“和人教社携手，共同把政治课建设好，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欢迎，这是我最满意的结果。”
本报实习记者 富晓星
著名老教育家吕型伟说，人教社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从成立之初就与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人教社成立50年来的风风雨雨，是和我一起走过来的，共同享受过发展与成功的欢乐，也共同体验过曲折与坎坷的艰难。谁都知道课程教材是教学工作的核心，教学工作、学生培养及教学思想、教学观念，都要从课程教材中体现，又是孩子成长进步的台阶，所有的孩子都是沿着这个台阶走向成才和成熟的，所以教材的编写难度很大，尤其是中国，长期以来体制上是全国共用一套教材，人教社的责任重大。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别很大，适用东部的教材未必适用西部，适用城市的未必适用农村。人教社为了改革花了很大力气。要想编写一套大家都满意的教材太不容易了，全中国的中小学教师都感谢他们，不会忘记他们的辛苦。”
吕型伟认为人教社应该采取一纲多本或者多纲多本的方针，全国可以编几套教材供不同地区、不同学校选择，鼓励各省、各出版社多编写教材。世界各地都这么做，何况中国有这么多的学生。现在上海和浙江已经在做了，并且各具特色，更加切合当地的需求。下一步将逐步放开，可能发展到各高校自己命题，自己组织考试，这样教材百花齐放，考试百家争鸣，选择的人才会更适合他们的要求。教育部同时要针对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指导，因为不可能每个省都自编教材。吕型伟说：“我作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向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50周年表示祝贺，谢谢他们为新中国的教育和发展做出的贡献，他们的成绩功不可没。”
本报记者 张振胜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学研究中心顾问于永年从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一直参加人教社俄语教材审定工作，先后审定过5套俄语教材。
在和人教社长期的交往中，于永年感触很深：第一，人教社有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编辑队伍，这些编辑不仅是本门学科专家，而且是该学科的教学法专家，因为他们编出的教材都有相应的教学法理论作指导；第二，他们具备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善于听取一线老师的意见，编辑作风优良；第三，人教社有一套科学合理的编写程序，设计编辑方案、广泛征求意见，编出初稿，在点上进行实验，然后总结实际的经验教训进行修改，最后才是教材的全面推广、全面使用。第三，人教社编的教材质量上有保证，而且后一套教材一定比前一套编写得好，更加符合该学科的教学规律，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基本上能满足基础教育对这门学科的认识。
于永年认为，人教社新版的俄语教材优点是图文并茂，装帧好，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综合了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他说：“我与人教社合作一直很愉快，也有不同观点，有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但最后都能达成共识。编写教材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要有先进的理论指导；二是，符合中国国情。这一点中学教师最有发言权，人教社非常重视基层意见，最后的教材当然符合国情民意。”编写教材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人类社会即将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对各科教材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于永年希望人教社在继续发扬优良的传统，扎实的作风，不断创新，创造性地吸收和利用国内外的编写教材先进的理论和经验，编写出更多符合时代要求的高质量的图书。
本报记者 舒晋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年轻时就同人民教育出版社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大学时代就很喜欢读早期的《人民教育》。
1956年，顾明远从苏联留学回来，开始在人民教育出版教育编辑室从事外国教育学的翻译工作。他相继参与编著了一系列关于比较教育学理论丛书，都是同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完成的，如《比较教育学》、《比较教学论》、《比较教育导论》、《亚洲发展中国家义务教育》等。
对于《外国教育动态》杂志创办过程，顾明远教授记忆犹新。1965年，中央统一部署，由他所在的外国教育研究室创办一本着重介绍国外教育动态，以指导地一级领导如何搞好地方教育方面的书。在这种形势下，他又同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外国教育动态》，这本杂志是今天《比较教育研究》的前身，是我国最早介绍外国学方面情况的杂志。另外，他还参与编写了我国的第一部关于中师教育的著作《中师教育学》。
谈及他同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立起的长期密切关系时，顾明远先生感慨万分，他说，他一直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读者、老作者、老朋友，这种关系会一直保持下去。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文革后出版的大量介绍国外教育学方面特别是教育改革方面的书，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及比较教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后他将不断地同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介绍国外先进的教育学理论和教改思想，以此为阵地，多好地我国教育改革和培养下一代从事教育工作方面的人才作更大的努力。
本报实习记者 贾云海
一样的企盼现年67岁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玉仁，一生致力于基础教育事业，特别是小学数学教育研究，由于这个共同的追求，她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很多老同志关系密切。
50年代，人教社从各地抽调名教师充实编辑队伍，力量很强大。周玉仁就读于北师大时，就受过一些名家的指点。“那是50年代后期，当时在人教社小学语文研究上很有造诣的几位，如蒋仲仁、袁微子和陆静山等，轮流给我们讲‘语文教学法’。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与人教社有了接触。”
后来周玉仁留在北师大工作，与人教社的合作就更多了。“中学数学组张孝达、陈宏伯，小学数学组霍道元、曹飞羽、李润泉、张卫国，都成了老朋友，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们还帮我们带过研究生。如曹飞羽，在国际数学研究领域很在成就，经常参加很多国际学术会议，资料很多又全面，他给我们的研究生上‘数学课程改革’，反映相当不错，很多学生毕业后就分在人教社工作。”
作为全国小学数学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教育部中小学数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周玉仁教授的工作与研究更是同人教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参与编写《小学数学教学指导书》、《小学数学教学大纲学习指导》、《小学数学教学大纲二十讲》和《小学数学教学新论》，她的合作伙伴如全国小学数学教学研究会理事长李润泉等大都是人教社的知名编辑。
作为一位多年从事基础教育研究的专家，她对人教社的小学数学教材结构有自己的看法。她说：“多年以来，全国的基础教育教材主要由人教社负责，从以前一纲一本到今天的一纲多本，现在人教社教材仍占大部分，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由专业的班子编教材，在全国仅此一家。编出的教材结构合理，内容详实，难易适当，在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提高思维能力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对于人教社主办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周玉仁认为也相当不错，她说这本杂志对她和同事都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在人教社成立50周年之际，周玉仁说：“一直以来，人教社人才济济，教材质量相当不错，在教育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新的时期，相信会变得更好，继续推出更适合21世纪人才培养的、有助于学生可持续性发展的新教材！”
本报记者 黄松飞
共生辉在一个初冬的清晨急匆匆的赶往北师大，去拜访师大哲学系的贺允清教授，年逾古稀的贺允清依然一直关注着《思想政治》教材的建设。
贺允清曾陆续参加了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的研究、审查、教材编写、改革实验等工作。多年的合作使贺允清感受最深的是同志们之间融洽的关系，贺允清说，近20年来，无论是在编写教材还是在搞科研上，人教社都给了他很大的支持。贺允清曾负责承担完成全国教育科学“七五”、“八五”、“九五”规划三个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他说：“这三项任务的完成都有人教社政治室同志们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实践证明，优势互补的协作，是相互受益的。
在谈及地方教材的编写时，贺允清说：“我们从80年代起便与上海、天津、贵州、广东等七个省市一起做实验，由各省市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编写符合自身需要的教材，全国共使用七种教材。但到90年代初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教育部便统一改革，现在一部分省市如河南、湖北等都在初中阶段使用了自己编写的教材，这样做的好处不仅使教材更有地方性，更适合学生学习，而且在编写教材和培训的过程中也为地区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使本地区的教育工作取得更大的进步。但在高中部分由于高考的原因，现在也只有上海在使用本地区编写的教材。作为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出版社，人教社更应该发挥中央大社的作用，积极调动个省市的积极性，发挥多样性建设，这样人教社也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比较鉴别，博采众家之长。
本报记者 祝晨阳
陈之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学部主任，与人教社已是多年的老朋友，一起研讨过很多学术和教学方面的问题，一起同享过研究成果的喜悦。60年代初，他写了一本历史人物的书，被列入吴晗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之中。人教社的一位老同志是这套小丛书的编委。这样，陈之骅就与人教社有了接触。80年代初，他正式参与人教社历史类书籍的编写工作，是人教社组织编写的《简明世界通史》的作者之一。这本历史书在当时，不仅对青少年有历史教育意义，还适合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阅读；90年代初，他开始担任教育部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审查工作，与人教社打交道的机会就更多了。
说到人教社他体会最深的是：人教社与其他出版社不同的是，不仅仅出版书，还亲自编写教科书和做有关的研究工作，人教社做到肩负四责：出版、作者、编者、研究者。虽然人教社拥有雄厚的编辑、研究队伍，但仍然很重视团结社外专家、学者，经常和一些社外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切磋，从而提高教科书的质量。编辑们经常来向他请教有关历史研究的问题，相互交流或征询意见。
他认为人教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不但能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历史脉络清楚，还善于把研究新成果很快运用到历史教材书上。对于青少年来说，了解历史是不可忽略的，教科书不单是讲讲历史故事，还要对历史现象进行分析，使学生从学习中认识到本国的国情，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所以，只有一个好课本才能使青少年走向成熟和成才的道路。
人教社编写的出版的现行中学教材是目前全国比较优秀的一套教材。它能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肯定不是偶然的。当然，教材中也还有不足之处和一些具体错误，但这不是主流。人教社建社50年来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功不可没的。
本报记者 李萍
首师大地理系教授褚亚平曾于1952年被抽调到人教社，负责编写当时初中一年级用的《自然地理》教材，在叶圣陶先生的鼓励下，参与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批教材。从1986年开始，褚亚平担任国家教委教材审查委员会的地理学科审查委员，作为召集人至今已经14年了。
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褚亚平说，人教社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有四个因素：一是党中央的关怀直接创造了条件。党的三代领导人都与人教社的发展密切相关，都非常重视教材的编写、出版。二是重大任务的带动，迫使人教社必须奋进向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而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是体现“教育为本”的重大基础工程，50年来人教社在这个重大任务的带动下，一直是艰苦开拓、不断奋进。三是历任领导都带头做出了表率，形成了兢兢业业、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为人教社打下了良好的社风基础。四是由于人教社50年来，汇集了众多有见地、有学识、又有编辑出版经验的专家学者和技术能手，保证了每学期每学年全国中小学教材的供应，中国教材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从书的数量上说，人教社可以算世界上最大的出版社了。
进入21世纪，要开创教科书编写、出版的新局面，人教社需要社会更多的鼓励和支持，人教社自身也要继承发展优良的社风，进一步走创新之路。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而教材建设工作是塑造新生一代灵魂的伟大事业，这工作本身就需要创新。首先，人教社在工作机制上需要创新，应该建立完善社内外对教材工作质量和工作作风的促进监检机制；其次建立与学校师生、家长联络的专门机构，加强经常性使用教材的反馈信息和收集工作；三是在社长领导下，建立社内外有关专家组成的教材评审机构，特别是社会上各界专家学者的参与；四是通过调访和业务能力考试，综合评分后择优录取，广泛吸收社会人才。
本报实习记者 程增宾
人民教育出版社是我国基础教育的国家一级出版社，在基础教育阶段，是具有相当权威的，因为它直接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国家也对它下了很大的功夫。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曹宝健说，50年来，人教社编写教材形成了自己的经验，经验除优点以外还有不足，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刚开始的时候，国家的方针是“一纲一本”，没有发挥全国各省市力量；改革开放后浙江提出“一纲多本”，但响应的不多；90年代初，上海杭州都开始搞自己的教材，现在北京也开始编自己的教材了。教育部新的领导班子上来以后，又开始一个新的阶段，教材的编写进一步调动全国的积极性，出版社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编大纲编教材的问题，两者是密切联系的。编教材首先要想一个问题，编什么样的教材，什么样的教材适合我们这样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民族来学习外语，怎么样学习效果最好。教学观的问题也要探讨。首先的一条要明确，中国为什么要开设外语？然后要想在普通教育里开几年外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什么问题，然后要用什么教学法来完成这个任务。从教学观来讲，人教社在一步步地更新，教材也随之变化，这是人教社50年来不断发展的结晶。
本报实习记者 程增宾
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陈熙谋于80年代末开始参加中学物理教材审查，并担任国家教委中学物理审查委员会委员。
在教材审查班子中，陈熙谋是一位有丰富物理教学经验的老教授。陈熙谋说，随着教材的推广，发现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况，出现了一纲多本的局面。在最初审定教材的工作中，陈熙谋是与人教社雷树人教授和董振邦教授合作的，对于教材的审定工作，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在与人教社合作的十几年里，陈熙谋还是很有感触的。他介绍说，人教社的所出的物理教材，其内容本着学生能接受的原则，在针对学生思维，分辨能力上所做的处理都是很周到的；而且与教学联系得紧，内容的选取也有所侧重；要求比较适中，适合学生的学习特点，在做到广泛适用的同时知识点也很明确。在十几年里，人教社所出的教材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新的世纪人教社迎来了50周年庆典，对其寄予无限厚望的陈熙谋认为，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发展科教兴国，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师资力量的培训是很重要的，如果教师的水平不高，就学生的科学素质、创造力也会受到限制。所以要出一些提高师资力量的培训教材，引导教师探索更好的教学方法，给予其更开阔的科学视野，使他们能与教学大纲、教材更好的配合，发挥教学优势。其次就是尽可能的出一些中学生可读的、可接受的科普方面的书。现在中学生接触到的都是一些习题，他们的想象与思维全部限制在习题里。这一点应该受到关注，要为他们出一些深入浅出的，与科学发展方面有关的书，来引导他们对科学、对物理发生兴趣，有钻研的冲动，使他们在以后的学习、工作走上一条热爱科学的道路。
本报实习记者 张 靖
年近八旬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黄济依然笔耕不辍。从50年代末，他就参与编写幼师和高师教材，如新中国第一部中师《教育学》教材，以及后来的中师教材《小学教育学》、高师教材《现代教育论》等，其中《现代教育论》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教育学一等奖。
黄济认为人教社之所以编写出好教材，主要是有一支整齐的高素质队伍。“百年树人”，而教材则是“树人”的根本。毛泽东在华北解放前夕，就指示尽快编出中小学教材，从上海请来一批进步的知名学者主持工作，如叶圣陶、周建人、胡绳等；1953年，毛泽东又指示要加强人教社的队伍，戴伯韬就是当时从上海调来任副社长的。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密切关注着人教社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指示由人教社负责全国统编教材的工作，在办公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为人教社提供了西苑饭店、香山别墅的办公地点。江泽民同志把人教社的地理历史教材拿去审阅，指示高级领导干部也要好好阅读。人教社发展到今天，每个学科都集中了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人教社成立了研究所，把研究与编写教材相结合，更提高了教材的学术含量。同时，他们还充分调动外部的编辑力量，在选择编辑上非常严格，保证了教材的高质量、高水准。
本报记者 张振胜
